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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百年兴盛不衰的秘密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汉人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谓显赫一时,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却和别的官员大相径庭。 


    曾国藩纵观历史,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不许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这些繁华的地方,而要他们住在县城老家,并告诫子女,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地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 


    在曾国藩看来,教育孩子立足社会,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关键是在总结两字决,即,“勤”与“俭”。曾国藩对于勤和俭,这样理解,概括起来是教育孩子铭记一生的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一、湖南曾氏多代找不出一个坏人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群人秉承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对国家、民族有着普通人不可理解的使命感,责任感。

 
    在近世百多年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儒学、儒家,乃至儒士都被激进的批判者斥作守旧、陈腐的代名词,随着新思维逻辑的普及,“肉食者鄙”的观念被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士大夫自身的优点和价值也被贬损殆尽。   


    曾国藩恰恰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在这样的环境下,先是光环黯淡,进而声名狼藉,最终本色丧失。当拂去意识形态的遮蔽,享受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越发感到当今社会缺少的,恰恰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精英阶层。   


    在这样时刻,我们还原曾国藩的真实,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更是还原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这五房里出过的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界诗人曾广珊(曾与陈寅恪唱和,女儿俞大因是曾昭抡夫人,儿子俞大维),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湖南广播电台工程师曾昭棉,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曾昭权,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厚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曾国藩与欧阳夫人生有三子,长子曾纪第,早殇;次子曾纪泽,51岁过世;三子曾纪鸿,33岁英年早逝。曾纪泽这一脉,刘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两子一女夭折,由纪鸿过继的广铨及次子广銮传递香火。曾广铨跟随曾纪泽在英国多年,精通英、法、德语及满文,后来出任过驻韩、日大使,驻英三等秘书之职;参与过《金陵书局刻书章程》的拟定;1897年与叶翰、汪康年、汪钟霖等联名创办主要译述西方通俗儿童作品的《蒙学报》,1898年任《时务报》(后改名《昌言报》)总翻译,与主笔章太炎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还创办过《中外日报》等,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代报人中的活跃分子。他这一支,到曾约农(终身未娶)一辈断了;曾广銮这一支,有洛阳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曾宪文(曾昭权次子)及其一子一女;曾广銮的女儿曾宝苏在美国,如果在世,也有100多岁了。相比之下,曾纪鸿这一脉的垂丝图比较丰茂。
   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 


  二、曾国藩艰难的科举之路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生苦心读书,但十六次考秀才都不中,一直到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十二年,第十七次参加秀才考试才获通过。那时,曾国藩已二十二岁了。有意思的是,第二年曾国藩就考中了秀才。父子两人连续两年考中秀才,这在一个湖南的家庭里确实是不多见的。曾国藩考中秀才之后,曾麟书觉得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他把儿子送到了湖南最为知名的学校——岳麓书院去读书。  


    道光十四年的时候,曾国藩考中了举人。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少年得志的一个原因,关键在于他的执著。有这样一件事:祖父要求家里人都起早,但是曾国藩又起不来,因为那时还没有闹钟。于是他就想,怎样才能使自己黎明即起,他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在他睡觉的房间里,放上一个铜盆,在这铜盆之上用一根绳拴着一个秤砣,然后燃起一根香,把这根香用一根绳系在这个秤砣拴着的绳子上。十字交叉插在这里,香在那里点燃,当点到这根绳子的时候,把绳子燃断……于是他就这样被叫醒,黎明即起,开始读书。可见曾国藩是用他的勤来补他的天资的拙。不过他能够发明这样一个土闹钟也很不简单。  


    曾国藩考中举人之后的第二年就去参加会试。这年十一月份,他就早早地赶到了京城,考试结束之后揭榜,曾国藩名落孙山。这时恰逢道光的母亲、皇太后六十寿辰,按照清朝法律,这个时候的科举考试要额外恩赐一次机会,人们把它叫做恩科,所以第二年曾国藩还可以继续参加考试。从北京到他的家有三千多里路程,于是曾国藩跟家里写信,征得父亲和祖父的同意,留在北京备考。没想到这一年的恩科考试又没中……他那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了负担他读书考试的费用已经家徒四壁,难以为继。在双重打击之下,曾国藩怀着沉重的心情,无奈地启程返乡。 


    当他到达徐州附近的遂宁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不多了,好在遂宁知县是他的老乡,曾国藩以晚辈的身份去拜访,说出了自己的窘境,遂宁知县慨然地借了他一百两银子。可到达南京的时候,这一百两银子就全花了,连他的一些衣服都当掉了。因为他看见了一套印刷十分精美的《廿三史》。这套《廿三史》要一百多两银子。但这套《廿三史》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抉择。这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曾国藩敢于断自己的后路,用这么多银子去买一套书,可见他的雄心大志。  


    曾国藩一年在京的消耗,已经把家里的经济弄得枯竭了,这会儿又借钱买回来一套书,但他的父亲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借钱不要紧,我替你还,只希望你能够潜心读书。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每天清晨即起,半夜以后才睡,天天在读这套《廿三史》。经过这一年,他的视野比以前更加开阔了。  


    一年的紧张复习之后,曾国藩带着家里四处筹措的最后一点银两,再次踏上了去北京参加会试的征程。会试之后,曾国藩又经历了殿试,被列为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个名次不是很好,可以说他的发挥不是很正常。按照科举考试的惯例,一等就是三位,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是赐进士出身,第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据说在和左宗棠交往中,曾国藩和左宗棠为此还有过反唇相讥。有这么一个典故,说左宗棠有一个癖好,喜欢看自己的夫人洗脚。有一天曾国藩发现了这件事情,于是赐给左宗棠一句话,叫做“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反唇相讥,用了一句话:“赐同进士出身”。 


   尽管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一波三折,但他毕竟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这在中国读书人中,也算是少年得志了。这次考试得中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进了翰林院。 



    三、曾国藩勤俭持家以身作则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汉人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谓显赫一时,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却和别的官员大相径庭。他不许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这些繁华的地方,而要他们住在县城老家,并且告诫子女: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地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 
    在曾国藩看来,要教育孩子立足社会,并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关键就是他总结出来的两个字:勤与俭。曾国藩对于勤和俭是这样理解的,概括起来就是他教育孩子、让他们铭记一生的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有一件事常常令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而且有的时候,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他都在穿用。这对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曾国藩纵观历史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因此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啊。  


   曾国藩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的话,他不把它扔掉,他要把这个壳磕开,把里面的谷物吃掉,这就是曾国藩修身的功夫。可能很多人觉得,曾国藩在作秀,但一个人可以作秀一次,可以作秀两次,可以作秀十次,他不可能作秀一生。可以说曾国藩这个农家子弟,对于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三、曾国藩思想开明注重实际  


   曾国藩对孩子读书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理,所以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他们读书可能在有的阶段是为了科举,但是当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居然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后来的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那个时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触西方文化,更不要说去学说洋文了,而曾纪泽居然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学英文。这个远见这个卓识,应该说既有他认识到的,也有他父亲告诉他的,这说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了。作为中国人,秉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应该的,但是当国门被人强迫打开之后,你不去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你如何能够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曾纪泽正是由于他对西学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英语基础,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时候,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外交手段运用又足。当时沙俄曾威胁说,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马上就派兵打仗。曾纪泽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话,说,你要打仗,我们也无奈,但是我们绝不怕你来打仗。因为他太了解当时沙俄虚张声势的心态。如果没有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被吓倒了。所以有人说这一次谈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一提,曾纪泽曾经用英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这一篇文章我们姑且不谈它的观念是否非常正确,但是他用英语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就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所做不到的。 


  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才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  




    四、曾国藩八字家训教子良方 


   曾国藩的教子方法是非常朴实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家训,这个家训是他祖父就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八字家训:“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就是要早起,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扫”是洒扫庭院;“考”是诚修祭祀;“宝”是以邻为宝,注重邻里关系;“书”就是教育子女要多读书;而“蔬”“鱼”“猪”指的是种菜、养鱼、养猪保持农耕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很少回家,立了八个字,孩子们照不照做很难
监督。但曾国藩自有曾国藩的方法,那就是频繁地写家信。现在能看到的曾国藩家书浩浩一百多万字,加在一起有一千多封信,写给子女的信件也有几百封,每一封信都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有的时候,子女们会到他的官府里和父亲短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在身边,曾国藩是耳提面命的,他会把很多生活细节教育给孩子们,比如读书之法,他告诉孩子“看生书宜求速”,也就是看一本原来没有看过的书,你要想通盘地把它了解一下,应该快速地把它看完。“温旧书宜求熟”,这个书我看过了,这个时候不要快读了,你应该仔细地、反复地研读,才能够体会这本书所提供给你的一些深刻的道理。“习字宜求恒”,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我们往往都会有心血来潮的时候,但往往会中途戛然而止,能够坚持下去确实不容易。我们常常说,字无百日功,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把练字坚持下去。这一点曾国藩做到了,他一生都在写日记,直到去世前一天的晚上,双眼已经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他还依然在写日记。曾氏后裔今安在?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这五房里出过的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界诗人曾广珊(曾与陈寅恪唱和,女儿俞大纟因是曾昭抡夫人,儿子俞大维),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湖南广播电台工程师曾昭棉,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曾昭权,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厚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曾国藩与欧阳夫人生有三子,长子曾纪第,早殇;次子曾纪泽,51岁过世;三子曾纪鸿,33岁英年早逝。曾纪泽这一脉,刘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两子一女夭折,由纪鸿过继的广铨及次子广銮传递香火。曾广铨跟随曾纪泽在英国多年,精通英、法、德语及满文,后来出任过驻韩、日大使,驻英三等秘书之职;参与过《金陵书局刻书章程》的拟定;1897年与叶翰、汪康年、汪钟霖等联名创办主要译述西方通俗儿童作品的《蒙学报》,1898年任《时务报》(后改名《昌言报》)总翻译,与主笔章太炎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还创办过《中外日报》等,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代报人中的活跃分子。他这一支,到曾约农(终身未娶)一辈断了;曾广銮这一支,有洛阳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曾宪文(曾昭权次子)及其一子一女;曾广銮的女儿曾宝苏在美国,如果在世,也有100多岁了。相比之下,曾纪鸿这一脉的垂丝图比较丰茂。 
    曾国藩的直系后裔,目前国内能访到的约有十余位,分布在长沙、北京、沈阳、济南、洛阳和大同,多为宪字辈。原中国艺术学院副院长张庚(2004年去世)的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长曾孙女,其夫人张玮现居北京,张玮的母亲是清末著名书法家黄自元的外孙女,在京的曾氏后裔常在张家聚会。其中,曾樾(人大教授曾宪森之子)是曾国藩的直系第六代,北京双榆树小学校长,一个在教育上很有想法和建树的人;他的儿子曾沐在北京某公司工作。  


     海外的有曾汝剑(曾纪鸿曾孙女、曾昭桓之女),病毒学家,现居美国底特律,她丈夫王定明的父亲王东原曾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曾群(曾纪鸿玄孙、曾昭杭之孙)从北京大学毕业,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曾樾的妹妹曾力现侨居加拿大。  


    在长沙居住着63岁的曾宪华(曾纪鸿曾孙、曾昭棉之子,字小岑)和73岁的曾宪琪(曾纪鸿曾孙女、曾昭楗三女)。  


    像家族中同辈人一样,曾宪华和曾宪琪的命运都被笼罩在那个一度沉重的“曾”字底下。曾宪华报考湖北艺术学院声乐系,到最后一关被告知“你没考取,水平不够”,19岁下到农场,一呆14年。从“四清”到“文革”,家里没安宁过。他的4个姐姐各有一份不易的经历。曾宪华回城后在长沙园林局工作,1987年被动员入党。他笑着回忆道:“那个评议会很有意思,有个老工人站出来说,‘小岑这个同志平时表现还可以,但他家里的成份蛮高的嘛。’”领导发话说:“现在还说这些干嘛,都什么时代了!”  


   曾国藩的直系后裔少有做官的,用曾宪华的话说,他们大多规矩、老实、谨慎、勤奋。“我不会应酬,不愿去领导家,见了领导不会点头哈腰,也做不到说假话不怕丑。”在几十年的阅人历事中,曾宪华找到了默守尊严的诀窍:“见了领导,你不理他,他就尊重你;你老往前凑,那就是讨骂。” 
    曾宪华的大女儿曾梦佳,是长沙市某区法院的副院长,有个5岁的女儿。她从唐浩明的小说开始对先祖有了理解,这些年,才读了文集和书信。在她心里,这个姓氏是一种荣耀,但不需要宣传。“曾家人的性格和素养,让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时世,我的几个姑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们身上都没有市井味。” 
  
  
五、曾国藩家族的女性们  




    曾家的女性终身未嫁的比较多,如开办长沙艺芳妇校的曾宝荪、专注于考古的曾昭燏,按照荷叶镇富圫村的习俗,后辈常以男性称呼尊为“伯伯”、“爷爷”。湖南省化工医药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曾宪琪也是独身,她说:“几个姑姑是榜样。”  


    她外公的祖父是两江总督陶澍(左宗棠长女孝瑜许配陶澍独子陶桄为妻,其孙有女,嫁回曾家。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先后任过两江总督)。7—9岁,因抗战避难,她在富厚堂度过两年多的时光。当时的大宅内,住着二伯曾约农、三姑曾宝荪,两位早年留学英国;三伯曾昭权和伯母、五伯曾昭桓都是留美归国;长沙有名的化学教师袁鹤皋先生当时也寄居在思云馆。据藏书楼的管书人王席珍回忆,曾家女婿叶剑英(娶曾国荃玄孙女曾宪植为妻)在抗战期间,曾到富厚堂,与曾宝荪、曾约农相叙。  


    曾宝荪回国后与曾约农在长沙开办艺芳女校,此时担当起教育子侄之责,每天会向适龄子弟教授语、数、英等课程;曾昭权则教授国文。九姑曾宝葹当时看的都是原版小说,九姑爹在英国大使馆工作,二人有共同的译著。曾宪琪还记得到无慢室汇报学业,坐在三姑腿上背诵,之后得了一件小奖品的事。富厚堂那两年,她从长辈那里获得的认知是:做人要正直,读书很重要,不读书,不明理。她也记得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书读不好,没脸见长辈。而那些学习较好的兄弟姊妹,才有资格上藏书楼。 
   “曾家第三代、第四代,绝大多数留学海外,潜心做学问的多,做官的很少。曾家不重男轻女,曾家的女人不缠足。我这些姑妈素质都很高,她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强,不能只做男人的附庸。”曾宪琪比曾宪华长10岁,青春期适逢50年代,因此成为第五代中不多的上过大学的人。许多年里,她在各种登记表的“成份”一栏里,填的是“职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会“找几道数学难题来解解”。“这一百多年里,对文正公的评价反反复复变了好几次,我认为现在的比较接近历史真相。作为曾国藩的后代,我觉得欣慰。”曾宪琪说。  


    每当有人对曾国藩的第五、六代未能出一个显达人物表示惋惜时,曾宪华会略低了头,缓缓地说:“可是,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 





   六、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立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曾国藩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30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中得到极大的张扬。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无湘不成军”的现象。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子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等等。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毋庸置疑,古今中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支撑其架构的精英阶级。国家民族的兴衰与没落无不与这个阶级息息相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精英阶级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定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阶级不是真正的精英阶级,不过是一群惟利是图的暴发户罢了。而一百多年前以曾国藩为首的中国精英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足以使我们感慨万千。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廓清近百年来沉淀下来的认识偏见,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要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期待,必须重读曾国藩! 




    七、曾国藩影响过他们  


    梁启超 
    从旅日期间到最后病逝于北京,曾国藩在德性修养方面的克己慎独工夫对梁启超起到过精神支柱的作用。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晚年,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性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你们都能。”
 
    毛泽东 
    杨昌济初见青年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记有: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他在《讲堂录》中还评议说,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曾国藩也高过与其“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范、曾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1967年,范文澜病重住院,毛泽东派女儿去医院看望范先生,转达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 

    蒋介石 
     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曾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胡林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离别12年的父亲身边。蒋介石要求他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蒋家父子一直在研读曾氏著作。